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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第2页）

其他几本杂剧无论写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忠贞爱情的故事，还是写飞将军李广百战不封侯的故事，从表面上来看，顾先生的剧作取材与元杂剧的取材极为相似，但实际上却有绝大的不同之处：元杂剧所写的不管与原来的本事是否相同，其写作目的不过仅仅是在表演之际取悦观众而已；而顾先生所写作的目的，是要借用戏剧的故事，来喻示较为深刻的含义，那就是对于人生的某种理念的思考。

比如&ldo;透网金鳞&rdo;的禅理，比如&ldo;救人救彻&rdo;的理想，比如对超越生死之谊的歌颂。

顾先生所创作的杂剧，最难让人理解他真正主题和用意的，容易引起别人误会的是《垂老禅僧再出家》和《马郎妇坐化金沙滩》这两种。

因为《祝英台身化蝶》和《飞将军百战不封侯》无论他真正的用心立意是否被读者理解，至少从故事的外表情节来看，总还不失一种严肃的意味。

而《垂老禅僧再出家》写的是一个既还了俗又结了婚的和尚，《马郎妇坐化金沙滩》写的是一个以肉身布施的淫妇，如果只从故事外表的情节看就显得荒诞不经了。

然而我认为这两本杂剧不仅内容上有更深微的用意，在艺术表达手法上也有更可重视的成就。

本来中国的小说和戏曲，大多是以写实为主，经常带有说教的意味。

而顾先生的这两本杂剧，却带有一种象征的意味，以整个故事传达一种喻示的含义。

这种表达方法是近代西方小说家、剧作家，甚至电影导演，都曾经尝试用过的一种表达方式。

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的尤金&iddot;尤内斯库（euneiones）到60年代的塞缪尔&iddot;贝克特（sauelbeckett）和哈罗德&iddot;品特（haroldpter），他们所写的戏剧都是借助故事的外表来喻示和传达某种思想的理念和心灵的感受。

我这样说，也许会有人不以为然，因为顾先生的这两本杂剧都是1936年冬天写定的，比西方那些剧作家写作这一类剧本要早了十年以上。

顾先生的剧作虽没有像西方那些剧本极端荒谬的形式和意念，但他以剧中具体的人物情节来喻示一种抽象的理念这种表达方式，与西方的那些剧作家是极为相似的。

顾先生之所以能够突破中国旧有的传统，开创一条与后起的西方剧作家相近的写作途径，成为了一位在文学创作发展中的先知先觉者，与他早年研读西方文学所受到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顾先生在谈论对戏剧创作的理想时曾经赞美古希腊名剧《普罗米修斯》，认为它表现&ldo;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rdo;。

除了西方戏剧以外，西方近代的小说，以及在西方影响下发展起来的&ldo;五四&rdo;时期的中国近代小说，也都给顾先生很大的影响。

顾先生写第二本剧集《游春记》时，我正上大学二年级，开始跟顾先生学习。

记得当时顾先生在课堂上讨论西方悲剧中的人物性格，曾经与同学们讨论过这个剧是以悲剧结尾还是以喜剧结尾的问题。

顾先生给悲剧和喜剧所下的定义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一般悲剧中人物性格可分两种，一是被命运所转，一是与命运相搏，顾先生认为只有后者才称得上是悲剧。

按照这一标准，顾先生认为只有像莎士比亚剧中的《哈姆雷特》、《李尔王》才是真正的悲剧。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说：&ldo;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

&rdo;而顾先生认为元剧的《梧桐雨》、《汉宫秋》中的唐明皇与汉元帝，都是被动而不是主动，属于被命运所转，而不是与命运相搏，这一类戏剧不属于真正的悲剧；明以后传奇中的所谓喜剧应称为团圆剧，所写不过是功成名就，亲事和谐，人情物欲得到满足而已，浅薄庸俗，完全没有高远的理想和志意，也不能称之为喜剧。

顾先生理想中的喜剧是要表现一种为美好理想付出艰辛追求的精神。

在《游春记》这一剧作中，顾先生为此做出了可贵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