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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各时期游牧方式探讨（第3页）

19世纪中期俄国学者谢苗诺夫记载在伊犁河以南游牧的阿特班部落中一个氏族冬夏营地的情况，这个氏族夏营地在外伊犁阿拉套南部凉爽的高山地带；冬营地则选在外伊犁阿拉套幽深的山谷1d。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非山地地带冬营地一般多选在放牧地的南部，但因牧场的环境不同，有时也有特殊情况。

《蒙疆牧野调查报告》指出锡林郭勒草原上的牧民对于冬营地的选择更侧重于是否容易采集牧草，而朝向如何则显得不那么重要。

晚冬、早春时节，牧场南面由于日光照射，残雪表面有一小部分融雪，晚间降温后，立刻结冰，雪质坚硬，采草困难；而北面雪较松软，在北风的吹动下，容易散掉，采草便利，反倒有很多人家，特别汇集到丘陵北面。

2d

因寒暑而变转换季节牧场，是历史时期草原民族通行的逐水草游牧方式，各类历史文献均有所反映。

如《汉书&#8226；西域传》载：‘康居国，王冬治乐越匿地……至越匿地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内九千一百四里。

‘康居为西汉时期居于楚河流域的草原民族，对于此段引文，颜师古注曰：‘王每冬寒夏暑，则徙别居不一处。

‘进一步肯定了康居人因季节不同而迁徙牧场的现象。

《魏书．西域传》载：‘嚈哒国……无城邑，依随水草，以毡为屋，夏迁凉土，冬逐暖处。

‘《辽史．兵卫志》中记述了契丹人‘‘顺寒暑，逐水草畜牧‘，《辽史&#8226；营卫志》有五院部‘大王及都监春夏居五部院之侧，秋冬居羊门甸‘。

六院部‘大王及都监春夏居泰德泉之北，秋冬居独庐金‘。

《元史．兵志》记述了蒙古人‘自夏及冬，随地之宜，行逐水草，十月各至本地‘。

元人王恽留下了类似的记载：蒙古牧人‘遇夏则就高寒之地，至冬则趋阳暖薪水易得之处以避之……逐水草便畜牧而已。

3d‘马可波罗也记述了这样的现象，他说：‘鞑靼冬居平原，气候温和而水草丰肥，足以畜牧之地。

夏居冷地，地在山中或山谷之内，有水、林、牧场之处。

4d‘13世纪进入蒙古草原的西方传教士鲁木鲁乞记载了同样的游牧方式，他写道：鞑靶人没有固定的住处，‘冬季他们到南方较温暖的地区：夏季到北方较寒冷的地方。

冬季他们把牛羊赶到没有水的地方放牧，这时那里有雪，雪就可以供给他们水。

5d‘

在牧人的游牧生涯中，季节营地的选择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在每一季营地驻牧期间，牧人也要根据草场与牲畜状况，做多次迁移。

如生活在呼伦贝尔的蒙古人虽然实行四季营地，每年进行4次大的迁移，但在这各个营地的驻牧期间，还要在附近作短距离的小范围移动6d。

草原上有各种移动循环，一些取决于地理环境，一些则与牧放的牲畜有关。

一些部落移动得很远，一些一年只移动几十里；有的牧地包括好草与坏草，有的完全处在干瘠的草原上。

畜牧学家一般将某一牧场在放牧季节内可以放牧利用的次数称为放牧频率，放牧频率依牧草的再生能力而定，再生能力强的放牧频率高；反之放牧频率低。

放牧频率一般为牧草再生次数加1，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牧草在生长季节内一般可再生2-3次，放牧频率可达3-4次；荒漠地区一般只能再生一次，放牧频率为27d。

因此在放牧频率越低的草场，牧民迁移的次数越多；反之，则迁移次数少。

游牧生活中的迁移，有时也与牲畜种类有关，羊和骆驼在潮湿的牧地生长不好；石灰质的土壤对马有利；含盐的土却适宜于骆驼；山羊、绵羊啃草能力很强，一直可以吃到草根，因此牛、马吃过的草地可以继续牧羊，而羊刚吃过的地方却不能再牧放任何牲畜了。

游牧频率不仅与牲畜种类相关，有时也受民族的社会生活习俗影响，民国年间的一些调查证明，甘青地带的藏民、蒙民同样均为草原民族，但两者的社会家庭组织不同，移动的便利程度也不一样。

藏人的帐篷，组织粗陋，架设简单，质量甚轻，容积亦小，故便于移动。

蒙古包则不然，组织精致，架设繁杂，质量甚重，容积亦大，不便于移动，因此蒙人家庭的移动不如藏人便利。

为此藏人游牧某地，牧草将尽未尽之时，仅用数头牛或马，即可携带家用移于另一优良牧草地方，牧草恢复得快，草场也优于蒙人牧地。

而蒙人移动须用数量可观的骆驼或牛马，且其家庭组织非常复杂，移动困难，故蒙民所住的地方，几无草可牧，处于过牧状态1e。

由于迁移直接关系到草原生态环境，关系到牲畜的生长繁衍，因此在游牧业中移动权比居住权更重要，移动性越强，对于保持草原生态环境越有利，对于牲畜的生长繁衍越有利。

历史上活动在中国境内的草原民族很多，契丹人就是其中之一，与其它草原民族一样过着逐水草的游动生活。

契丹历史中出现的斡鲁朵与捺钵制度就是游牧生活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中的反映。

《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一书的作者杨若薇通过对斡鲁朵制度的研究，指出斡鲁朵是当朝皇帝与过世皇帝的宫帐，同时也是辽王朝的政治核心，与契丹人的游牧生活吻合，诸斡鲁朵与中央官员扈从当朝皇帝斡鲁朵四时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