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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第2页）

弘历无疑察觉到其父以辩服人之术收效不大，故改弦更张，一变而为严禁辩论。

他能够这么做，得力于时代背景，亦即前述之&ldo;盛世&rdo;。

乾隆治下，虽有所谓&ldo;十全武功&rdo;，然较诸康、雍时代之军事，实为易了；文官系统，经康、雍二帝整顿刷新，渐至帖服；民众生计，在&ldo;永不加赋&rdo;、&ldo;耗羡归公&rdo;之後，亦趋安康。

正是在&ldo;盛世&rdo;的背景下，弘历方有可能肆无忌惮的&ldo;摧折士气&rdo;而不致害怕引起除士人以外的反弹；此即钱穆之所以控诉清廷&ldo;一面箝制士大夫，而一面则讨好民众&rdo;也。

乱世无所谓文字狱，昏君也缺少兴办文字狱的&ldo;学养&rdo;，只有在&ldo;盛明天子&rdo;治下的&ldo;盛世&rdo;，才会有文字狱的繁荣。

乾隆一朝是&ldo;盛世&rdo;，弘历亦自诩为&ldo;盛明天子&rdo;，然则，乾隆朝文字狱蔚为盛况，在二千年帝制史中独占鳌头，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对乾隆朝文字狱的评价，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仍以龚自珍举例。

他并非认识不到文字狱的负面影响，否则不会说：&ldo;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rdo;（《咏史》）；但是，他对乾隆朝的文字狱，似又不甚介意，否则不会说&ldo;乾隆朝士不相识，无故飞扬入梦多&rdo;。

今人研究清代文字狱，有与之同调者，如喻大华就认为文字狱之认定不易宽泛：一、公开以文字鼓吹推翻清政权者而获罪者不宜认定为文字狱；二、虽不鼓吹颠覆政权，但故意触犯忌讳者，亦非文字狱；三、表面上是文字触讳，实为行为触讳者，不应定为文字狱；四、个别&ldo;大狱&rdo;，应逐事逐人具体分析，不应一刀切。

窃谓所列四条，第一、三、四条不为无见，惟第二条大可商榷。

吾国历史之政治忌讳，盖皆来源于&ldo;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rdo;的&ldo;春秋之义&rdo;。

&ldo;讳&rdo;字有二解，一曰&ldo;隐&rdo;，一曰&ldo;避&rdo;。

隐讳者，&ldo;隐其恶&rdo;也，与书写历史的&ldo;直笔&rdo;相悖；避讳者，&ldo;避其名而逊其辞，以示尊敬也&rdo;，则是史册中惯见的&ldo;曲笔&rdo;。

尊、亲、贤三者，都不是神，都是人；是人，就会犯错，就会作恶；三者所犯过恶，在国史中如何表达，在追悼会上如何措辞，颇费思量。

直笔无讳，难能可贵，毋庸赘言；曲笔之不得已，则人情所难免；惟以&ldo;隐其恶&rdo;为&ldo;讳&rdo;，以缺笔不书为&ldo;春秋大义&rdo;，则是乡愿、德贼一派的作风，毫不可取。

&ldo;避其名而逊其辞&rdo;，虽是换了说法，但事实自可考见，是非亦可重估。

隐讳缺笔，则事实已泯然不见，是非公道何从判定？然则，吾人研读历史，欲从中获取鉴戒，最欢迎也最敬佩的是秉笔直书的作者，其次，不得已的曲笔，我们也能体谅，而对那些隐恶不书乃至造伪粉饰的&ldo;秽史&rdo;，则深恶痛绝。

因此，喻氏标举之&ldo;虽不鼓吹颠覆政权，但故意触犯忌讳者&rdo;，俱应算作因直笔、曲笔得罪的文字狱，而不应另安罪名‐‐喻氏之言曰：&ldo;至少是思想罪&rdo;‐‐以为帝王开脱。

譬如，曾静图谋武装颠覆，推翻现政权，触犯刑律（&ldo;谋反&rdo;），实为刑事犯罪，自不应列入文字狱；而收藏明末史料、撰述明代史事，或对满汉区别稍作怨言，一为学术兴趣，一为制度批评，并无颠覆政权的企图，却也因此革职获谴乃至身死破家，这自然是文字狱，而毋庸以是否触犯忌讳为定罪标准。

至于因诗文字句触犯忌讳，如&ldo;一把心肠论浊清&rdo;（胡中藻）、&ldo;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rdo;（徐述夔）、&ldo;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rdo;（沈德潜）之类，则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其必为文字狱无疑。

近人论史，鉴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学研究造成简单粗暴的二元化批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利于获得对历史的清醒认识，或以&ldo;同情之理解&rdo;为辞，为古代皇帝及帝制时代有关史事进行翻案，有的案翻得好，有的则因&ldo;同情&rdo;太过，造成&ldo;过度诠释&rdo;，不知不觉，反而成了帝王代言人，为尊者隐，为尊者辩，为尊者饰。

即自帝王而言，他何尝不知道文字狱是一个缺德的恶法，他何尝没有不为已甚的念头？如戴名世《南山案》，玄烨以牵连太广，&ldo;览奏恻然&rdo;，谕令除名世外，议死者皆改流放，于是，&ldo;得旨而全活者，三百馀人&rdo;。

又如屈大均《大都宫词》案，廷议收藏屈氏诗文者俱拟斩决，弘历不允，谓&ldo;不过毁其书而止，并无苛求&rdo;，屈氏族人&ldo;毋庸查办&rdo;。

然则，後人何必曲为之辩，说什么其人罪有应得，并非受了文字狱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