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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1页）

为了稳定广州局势，1967年初周恩来和康生到了广东听取&ldo;中央文革&rdo;派驻广州联络员的汇报，随后周恩来在广州珠江宾馆召集广州两大派主要领导人开座谈会（广州红旗派以学生为主，东风派以工人和农民为主）。

在&ldo;中央文革&rdo;的压力下，会议宣布红旗派是左派，东风派偏于保守。

其结果适得其反，会后两派斗争更加激烈。

东风派情绪激动，认定是广州军区向总理做了有倾向性的汇报，集中了万余人到军区静坐，讨个说法。

一时间，广州地区派性冲突加剧。

省革委会派父亲到北京京西宾馆找周总理汇报，希望总理给东风派摘帽，但由于戚本禹坚决反对而作罢。

广东地区&ldo;支左&rdo;部队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

广东地处边防，每年有春秋两季出口商品交易会，这在当时封闭的中国无疑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任务。

中央要求广东既要搞运动，又要保障交易会不出问题。

为此，1967年6月，广东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ldo;军管会&rdo;主任黄永胜，副主任有抗战期间曾给周恩来当过秘书的孔石泉，父亲也是副主任之一。

实际上&ldo;军管会&rdo;也控制不了局势，由于&ldo;中央文革&rdo;直接插手造反派，&ldo;军管会&rdo;多次受到冲击，只能勉强维持运转。

那时广州地区很乱，造反派冲击部队，抢截军火，武斗频频发生。

为了制止武斗，每次发生武斗时，&ldo;军管会&rdo;要求&ldo;支左&rdo;部队要迅速插入武斗的两派中间将其隔离，避免事态扩大。

而且要求部队赤手空拳，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因此伤亡是不可避免的。

我曾经服役的部队里一个叫林进海的干部，就是为保护战士不受伤害，奋不顾身扑向造反派投来的手榴弹而牺牲的。

在处理上述情况时，由于作战部门要直接调动部队，为了及时了解掌握部队动态，父亲经常要到第一线指挥。

有时他的指挥位置就在军用大卡车上，卡车在流弹横飞的街道上穿行，他在车厢中间，周围围着一圈战士。

子弹又没长眼，谁知道哪颗流弹会跳过人墙伤到他。

这些经历父亲从来不曾与家人说过，是在很久以后的90年代，一位当年与父亲共事的参谋人员无意中提起的。

父亲这样做，可能是怕家人担心，也可能认为那是一种军人的责任！

只要国家需要，无论理解还是不理解，军人都应冲在前面。

&ldo;中央文革&rdo;将两大派头头调到北京解决问题，形势稍有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