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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5章（第2页）

他说他在近十多年读了我的多篇论唐宋词的文章，其中包括论稼轩词的多篇。

他说我写的&ldo;文章议论皆浑融洒脱，恢宏开廓，曲汇旁通，而又全都在于反复阐发其主题&rdo;。

他还大段引用了我的论稼轩词的文字，最后还说：&ldo;我希望这本《笺注》的读者，尽可能都能亲自去阅读她的这篇原作的全文，这主要不是为了&lso;奇文共欣赏&rso;，而是要藉以补拙著的一大缺陷，以提高和加深对稼轩作品的领悟。

&rdo;邓先生一直非常客气，以为他自己只是考证了历史，而没有讲到稼轩词的文学成就。

邓先生做学问非常认真，《稼轩词编年笺注》从50年代问世以后，他一直不断地补充、不断地校订。

经过数十年的酝酿准备，对全书的笺注与编年作了大幅度的修改、调整，补充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文学资料与研究心得，应该是稼轩研究的最高成果。

邓先生在这里很诚恳地引了我大段的文章，使我非常感动，也为我对于稼轩词的研究得到他的认可，感到非常欣幸。

我觉得前辈的这种治学、做人的认真的态度，是很值得我们景仰的。

台湾大学的郑骞先生，年轻的时候也说过要写稼轩的年谱，可是只是写了一个简单的草稿，没有能够完成，我觉得郑骞先生一定会觉得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很可惜的是郑骞先生去世以后，他放在家里的笔记，当时没有人很快地做出整理，所以有很多就散失了。

九、冯其庸先生

冯其庸先生是著名的红学家，我很早就知道冯先生的大名，可是一直都没有见过面。

直至1978年，我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去参加一个红学会议，才结识他。

其实我不是研究《红楼梦》的，只是因为我写《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时，就王国维先生的《红楼梦评论》写过一段我对《红楼梦》的看法。

因为我觉得王国维先生对于《红楼梦》评论的立足点，完全被叔本华的哲学所限制，不符合《红楼梦》小说的真正的主旨。

我就把自己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里我对《红楼梦》的看法提出来，又加以补充，写了一篇文章单独发表了。

就是因为我写的这篇文章，我被邀请了去参加这次红学会议。

这次会议海内外的红学家都去了，当然冯其庸先生、周汝昌先生也都去了，会议还安排他们两个住在一个房间。

周汝昌先生也是顾随先生的受业弟子，而且顾先生也很欣赏他，我也是久仰大名。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他们。

会议安排开会都是在白天，晚上就在大厅里放一张大桌子，准备了一些笔墨纸砚，这些学者们就在那里题诗、写字、画画。

周汝昌先生给我写了一首诗，还题了字。

冯其庸先生画了一幅画送给我，上边也题了字。

通过这次会议，虽然我跟冯先生认识了，但是不熟，我们并不常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