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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2页）

他们拿着铁棍把院子、猪圈、厕所和住房都捣遍了，浆水［1］缸都用铁棍搅着看了。

1959年春天饿得难挨的时候我问过母亲：娘，腿饿软了，还不挖些苞谷吃吗？我母亲说不能挖，挨饿的日子在后头呢。

我母亲去世，父亲回来了，还是没吃那苞谷。

我父亲说，不敢吃，叫队里知道就收走呢！

那时候社员们还在喝食堂的清汤，家里不准冒烟。

一冒烟队长和积极分子就来了，看你煮的野菜还是粮食。

到了旧历九月，父亲还是不叫吃苞谷，那时集体食堂已经关闭了，家家都煮野菜吃。

父亲胆子小，父亲怕开批斗会，怕得要死。

也真不能不怕，就是那一阵子，专区工作组在马营镇召开了万人批斗大会，在一个农民家挖出来了几十斤粮食。

这个农民家的儿子是县委什么工作部的部长，工作组叫他儿子主持大会批斗父亲，说他父亲是阶级敌人，冒尖人物。

什么叫冒尖人物？就是想发家的农民！

那次批斗大会我父亲也去参加了，他回来说，会场上架着机关枪，民兵们手里提着明晃晃的大刀。

我父亲怕得要命，怕把他也揪出来。

唉，从打土地改革开始，我父亲就被人整怕了。

土改的时候，民兵背着枪在我家门口转，怕我家转移财产，说是我家够地主条件。

后来清查完了，定了个富农，但和地主分子一样对待，一开会就拉到前边站着，批呀斗呀，说是阶级敌人。

动不动就踢两脚，打两拳。

到了腊月里实在饿得不行了，我的小妹妹不会走路了，走着路跌跟头。

于是，一天夜里父亲起出来些苞谷。

苞谷又不能生吃，太硬，又不敢动磨子，后半夜就煮了一锅，全家四口人围在炕上吃了。

过两天又吃了一锅。

煮第三锅时有人进了我家，说你们生火煮啥呢，这深更半夜的？那人是队里的积极分子，平常不爱劳动，不下地，就知道跟着队长混吃混喝，是个二流子，全村的人都骂的人。

他半夜里看见我家烟筒冒烟了。

他掀开锅盖看见了苞谷，就去向队长报告了：何建元家有粮食！

何建元是我父亲的名字。

第二天开父亲的批斗会，整整开了一天。

积极分子们——队长的亲信们，他们吃生产队仓库里的粮食肚子不饿——围成一个圈，炒豆子［2］，撞人。

队长拿着扁担在我父亲腰上打了几扁担。

我亲眼看见的，头一天开批斗会我跟着去了。

他们逼我父亲，叫我父亲交出藏下的粮食。

连着撞了两天，我父亲晚上回到家的时候鼻青脸肿，一只眼睛充血，眼睛肿得像桃子。

鼻子也淌着血。

走路一瘸一拐的。

父亲跟我说，顶不住了，明天再斗就交待呢。

我说父亲：你一交待，人家把苞谷拿走，全家人吃啥？等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