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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项目的时候如实填报自己的慢性病史，是否应当视为一种不诚信的行为？

人事科因此给了劳动法层面的解释，根据法律规定和判例，只要病情和工作需要并不强相关，隐瞒的病史对工作没有实质性影响，且在规定的医疗期内能够胜任工作，法院一般倾向于认定为无需披露的情形。

辛勤在内科任职，属于低风险，但仍旧建议在入职体检时如实申报，避免后续纠纷。

总之各种说法都有，一切悬而未定。

最终还是有人站出来替他说话，提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如果他从一开始就如实填报，是否还能有这个机会证明自己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的劳动强度？

第二个，尽管中国有着庞大的糖尿病患者群体，却极少有人愿意公开自己的病史，虽然可以把这解释为一种风俗习惯，但曾经有儿童慈善基金会为了鼓励患病儿童及其家长积极治疗，尝试编纂《中国T1D人物报告》，结果因为找不到足够的案例未能成稿，直到最近几年才渐渐开始有一型患者在社交平台分享生活，但也都是匿名。

所以，这真的是对的吗？我们作为提供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专业机构，是否应该率先做出一些改变呢？

这个替他说话的人，就是顾昀宁。

当然，也有人背后议论，说这种事让你辩赢了又如何呢？最后还不是没给编，走了合同制。

到时候把你用完了往冷板凳上一撂，三年到期不续，你还是得走人。

甚至有人说顾昀宁就是会来事，过去因为搞一型病人互助活动当上劳动模范，现在又想拿小医生的事业当筹码，给自己树典型。

但不管怎么说，她是厦门分院内分泌科的执行主任，辛勤申请的这个职位的直接领导，她的态度最终还是决定了事情的结果。

尘埃落定，辛勤去厦门分院办了入职手续，专门去找了顾昀宁，向她道谢。

顾昀宁笑了，说：“不用谢，能看到你站在这里，我真的特别高兴。”

直到那一瞬，辛勤才意识到，她是记得他的。

他不确定她是什么时候认出他来的，是过去在医学院讲课遇到的那几次，还是她收到他申请去厦门分院的材料，看到上面如实填报的病史之后。

他没有问，因为觉得不重要。

他只是再一次地想，说出来其实并没有那么难，结果甚至更好。

凌田也听得心潮涌动，她想象着这段时间他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几乎要哭了，嘴上却是玩笑地说：“所以我们现在又多了一道阻碍，异地。”

时间，空间，基因，他们两个人之间，简直就是天堑。

“我知道，”

辛勤低头吃着饭，慢慢地说，“但我不会放弃的。”

凌田分明听见了，却没问，不放弃什么？

“把我微信和血糖亲友加回去吧。”

他又说。

“我们已经分手了。”

她拒绝。

“我们只是分开一段时间。”

他纠正。

凌田看着他。

他也看着她说：“我从来没说过分手，其实你也没说过。”

真的吗？她努力回想。

“真的。”

他回答她并没问出来的问题，然后看了眼时间，又说，“我十一点半飞机，马上要走了。”

“你上午来的，晚上飞回去？就为了跟我说这些。”

凌田惊了。

他点点头，继续吃饭。

“下次别干这种事了，没必要，自虐在我这儿没用。”

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