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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第2页）

第二篇文章，写成后我拿给了适之先生看，第二天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ldo;《生经》一证，确凿之至!&rdo;可见他是连夜看完的。

他承认了我的结论，对我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这一次，我来到台湾，前几天，在大会上听到主席李亦园院士的讲话，中间他讲到，适之先生晚年……经常同年轻的研究人员坐在一起聊天。

有一次，他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

我乍听之下，百感交集。

适之先生这样说一定同上面两篇文章有关，也可能同我们分手后十几年中我写的一些文章有关。

这说明，适之先生一直到晚年还关注着我的学术研究。

知己之感，油然而生。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可能有其他任何的感想吗?

在政治方面，众所周知，适之先生是不赞成共产主义的。

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他同样也反对三民主义。

我认为，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国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就是美国。

这同他的个人经历和哲学信念有关。

他们实验主义者不主张什么&ldo;终极真理&rdo;，而世界上所有的&ldo;主义&rdo;都与&ldo;终极真理&rdo;相似，因此他反对。

他同共产党并没有任何深仇大恨。

他自己说，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而反对国民党的文章则是写过的。

我可以讲两件我亲眼看到的小事。

解放前夕，北平学生动不动就示威游行，比如&ldo;沈崇事件&rdo;、&ldo;反饥饿反迫害&rdo;等等，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适之先生焉能不知!但是，每次北平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他都乘坐他那辆当时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当局非释放学生不行。

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的目的。

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

我个人觉得，这已经不能算是小事了。

另外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适之先生。

一个学生走进来对他说：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

他听了以后，含笑对那个学生说：&ldo;人家信任我吗?&rdo;谈话到此为止。

这个学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没有拍案而起，怒发冲冠，态度依然亲切和蔼。

小中见大，这些小事都是能够发人深思的。

适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

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

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ldo;过河卒子&rdo;，勇往直前。

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

那么，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我觉得，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

我也举一件小事。

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会议开始时，适之先生匆匆赶到，首先声明，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他要早退席，会议开着开着就走了题，有人忽然谈到《水经注》。

一听到《水经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

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而且兴致极高，大有挑灯夜战之势。

从这样一个小例子中不也可以小中见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