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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第2页）

这个人颇有来头，清朝打算修筑福台电报线路时，正是恒宁生与闽浙总督李鹤年交涉（参看第二节），后来他长期担任天津电报学堂的教员，与李鸿章一直关系密切，还得过御赐三等第三宝星勋章，算得上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他跟盛宣怀也是旧识。

第三节里曾讲到朝廷在修长江支线的时候，盛宣怀伙同大北公司陷害胡雪岩，当时大北公司派去与盛宣怀一起秘密商议的代表，就是这位恒宁生，双方合作得非常愉快。

恒宁生觉得凭借自己在中国的资历和这份交情，盛宣怀应该不会太为难自己。

可他刚一坐座，一看谈判对手还有一个郑观应，心中立刻暗暗叫苦。

大北公司和中国电报打过多年交道，恒宁生耍过的中国官员不计其数，但唯独糊弄不了这位郑先生。

清廷筹划津沪线时，承办方是大北公司，而中方负责验收大北代购电报材料的就是郑观应。

郑观应拍着胸脯跟李鸿章保证，津沪线不成自己不领薪水，颇有庞令名抬棺决战的气魄。

大北公司本来以为中方官员都是些满口之乎者也的老腐儒，就算是洋务派的官员，也不过是粗通商务，对技术一窍不通，自己可以从中大捞一笔。

结果他们代购的材料三番五次被郑观应退了货，还写信严厉斥责大北公司不按合同办事，还清楚地指出哪里不符合标准哪里以次充好，该用五米的冗余回路只购了四米、接线金属头成色不对，等等等等，诸如此类。

大北公司的代表大吃一惊，我靠，这是行家啊！

等到他们派人打听出了郑观应的底细，差点给吓得一溜儿跟头。

人家郑观应早在几年之前就专门写作一篇关于电报的文章《论电报》，不仅高屋建瓴地指出电报在军事、商业、政治上的种种优势，而且详细阐述电报工作原理。

后来他组织编译了《万国电报通例》和《测量浅说》，自己还在业余时间以威基杰的《电报新书》为基础，改编成了中国第一本汉字电码本《电报新编》。

说起电报，他若自谦中国第二，恐怕没人敢称第一。

大北公司这才明白，这位郑观应就算不是关羽关老爷，也是关胜关小爷，在他面前耍大刀是讨不了好的。

从此他们不敢造次，津沪线修得异常顺利。

整条线路1881年4月动工，天津、上海两头并起，到了12月24日就连通了，还没一年功夫。

津沪线全长3075华里，立了2000多根电报杆，一共花掉银子17万两‐‐清廷当时的预算是19万两，有了郑观应盯着，费用不超反省，实在是晚清时代的一大奇迹。

要知道，三年以后清廷从天津修到旅顺，电报线全长才1235里，就花了10万两。

这回清廷派了郑观应来叫阵，背后还有一个更牛的盛宣怀。

这两员大将横刀立马往那儿一戳，大北公司尚未开战，士气已沮。

说句题外话，当时给恒宁生当翻译的是一个叫做蔡绍基的年轻人，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詹天佑的同学。

后来这个年轻人跑到了袁世凯的麾下当幕僚，一直作到了北洋大学校长和天津海关总督。

蔡绍基一身铮铮铁骨，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他反对得最为激烈，气得袁世凯拍桌子说登基以后第一个要枪毙的就是蔡绍基。

如果恒宁生知道自己的翻译日后是这么厉害的一个角色，不知在谈判桌上是否还能坐得住。

谈判一开始，恒宁生主动先提出来把上海的吴淞旱线给拆了，让盛、郑两位对朝廷有个交代，然后留着厦门的旱线不动。

这建议貌似谦折，其实暗藏玄妙。

当时上海诸国的旱线已经稠密如蜘蛛网，大北公司的吴淞旱线年代最早，虽然仍是干线，质量却大不如前，维护费高，利润却低，已成鸡肋；而福州、厦门沿海尚且还是一片空白，前年四国联合要求旱线登陆福建，都被朝廷拒绝。

倘若他们能率先在那里开疆拓土，则又是一番赚钱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