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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第1页）

对社会民主党来说，这一转变是革命性的，以至于观察家俏皮地讽刺社会民主党这是&ldo;极力想成为前所未有的最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rdo;。

这话不无道理。

社会民党与基督教民主联盟两党之间的差异，更多是具体政策上的分歧，而不是制度认同上的水火不容。

他们所依托的，是同一种宪政框架，同一种政体。

没有这一框架，就不可能有&ldo;讲良心的资本主义&rdo;。

倘若大名鼎鼎的西门子公司污染了河流，它给艾哈德打声招呼，这位联邦政府的经济部长一个电话，就可以让记者封口，媒体噤声，法官枉法，这样的资本主义会&ldo;讲良心&rdo;么？同样地，征收遗产税、实行累进税制等，可以是促进社会公平的一种手段，但也完全可能是借社会福利或社会公平之名，行横征暴敛之实。

哥德斯堡纲领之后又是10年。

1969年，社会民主党人才首次出任德国总理。

虽说在战后，联邦德国不仅社会的贫富差距在发达国家里头最小，而且是最为发达的社会福利国家，但要因此就说德国实行的是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制度，并不准确，而是陷入了主义思维的怪圈。

其实，包括勃兰特在内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上台，并不意味着&ldo;有良心的资本主义&rdo;的终结。

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党的目标而已。

比如，在1959年的纲领中提出，&ldo;建立一个符合民主社会主义基本要求的社会和国家&rdo;。

所谓&ldo;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rdo;，这种说法至少在德国是不成立的。

它有悖于一个共和国的政党政治的经验，夸大了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力。

无论社会民主党人执政还是在野，联邦德国都不是，并且也不可能是完全按照一党的愿景前行。

从1949年到1969年，联邦德国通过的2395项法律，其中由联邦政府提出的法律草案占了76。

虽说不能低估社会民主党作为反对党对这些法律的影响，但是更不能否定执政的联盟党的作用，更何况，即使社会民主党人勃兰特当了总理，也不可能全都推倒重来。

即便是施密特从1974至1982年连任八年德国总理，他既不会，也不可能让全德国人民万众一心地坚持民主社会主义。

事实上，不仅社会民主党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跟总理职位无缘，而且社会民主党人迄今为止担任总理的时间，也远没有基督教民主联盟那么长。

勃兰特、施密特和施罗德三个人加起来，总共只有20年。

其余时间都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人当总理。

总不能说基督教民主联盟也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应声虫或傀儡吧？